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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富貴”尚處在人們所羨慕的理想階段時,這兩個字是不分的,它們幾乎就是一回事;但當人們過上了充足甚而優裕的生活時,“富貴”二字便產生了分化,有些人因自滿而止步於“富”的狀態,另有些人則會繼續追求“貴”的境界。
舊時天津,素有“北門富,東門貴,南門貧,西門賤”的老話;在北京,過去民間也一直流傳着“東城富,西城貴”的說法。天津的北門和東門,北京的東城和西城,無疑都是好地方,但就是好地方,也要以“富”與“貴”二字來加以分別。在這些俗語中,沒有明確說出“富”與“貴”兩種生活孰高孰低,但其中的微妙含義值得我們細品。
最近看了幾篇文章,其中談道:我們現在富了,但卻沒有“貴”,大家過的是一種富而不貴的生活。如果從提升人的精神品位和心靈境界,追求生命存在品質的純粹、崇高和光輝,增進社會精神文明的角度看,作者的感嘆不無道理。這些年,我們不是常常嘲諷那些腰纏萬貫卻毫無道義的人,即富而不貴者,說他們“窮得只剩下錢了”嗎?
我們所追求的“貴”,應該是“高貴”。這樣的“貴”,既不等同於“富”,也不等同於“權貴”。這樣的“貴”,既不是養尊處優、紙醉金迷,也不是高人一頭、頤指氣使。宋代歐陽修《歸田錄》記載:“錢思公(惟演)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這些事是作者親眼所見,遂給予高度評價,“每與同僚嘆公之純德也”。這裏的“純德”,只有富而且貴的人才能具備。民國時期,上海最大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大老闆的女兒要用鋼筆,到永安公司櫃檯要花錢去買,哪個售貨員不收老闆小姐的錢,自己吃不消之外,小姐也要受責罰。這樣的店規和門風,也是暴發戶、土大款們難以想象的。
前不久,紐約接連發生華裔老太太練習腰鼓、華人在沿街陽臺花園晾曬內衣褲,被警察銬住或勸阻事件。當事人所遭遇的行爲習慣乃至生活方式的尷尬,在國外還引發了社區波瀾和輿論圍觀。兩件事都與華人相關,清晰可見國內類似做法的影子。當腰鼓隊抒發情感、晾曬者拿衛生作理由時,在當地居民眼中卻成爲不能忍受的“行爲藝術”。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尊重公衆場合,尊重社區精神,就是尊重當地的遊戲規則;尊重社區精神,就是利他的道德自覺;尊重遊戲規則,就是接軌現代的法治精神。“如果不這樣,你的出現,雖然讓老外看到你的錢,卻很難看到你的好。”可見,你的“錢”,也許對你自己更重要;而你的“好”,除了對你自己重要以外,對他人也很重要。這點看似頗小的事理,亦可以爲追求富而貴的生活作一種詮釋。
想讓這個社會的人們過上一種富而貴的生活,就必須關注普通國民的精神生活,特別是鮮明反映社會精神指向的文學生活。著名學者溫儒敏教授最近撰文指出,看我們很多文學評論或者文學史研究,當然也還有理論研究,大都是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這個圈子裏打轉兒,很少關注這個圈子之外普通讀者的反應。他舉例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研究評論他的文章、專著不少,或探討其作品特色,或評說其創作的淵源影響,或論證其文學史地位,等等,大都是圍繞莫言的創作而發生的各種論述,極少有人超越這種“內循環”,去關注普通讀者是如何閱讀與“消費”莫言,以及莫言在當代國民的文學生活中構成了怎樣的影響。忽略普通讀者的接受情況,對一個作家的評價來說,肯定是不全面的。其實,所謂“理想讀者”是普通的讀者,並非專業評論家。在許多情況下,最能反映某個作家作品的實際效應的,還應當是普通讀者。正是衆多普通讀者的反應,構成了真實的社會文學生活。就此,我真想問一下:莫言獲諾獎一年來,普通讀者對他的作品究竟如何評價?莫言獲諾獎這樣的大事,究竟對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產生了怎樣的改善或改變?
國家在開放,世界在開放,人們的精神疆界也應同步拓展,不斷攀援新的高點,否則,極易形成財富與文明的“兩張皮”。兩千多年前古希臘詩人品達就說:“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他所說的“充分”,按今人的解讀,就是人精神上的一種自我圓滿,是對生命品質的淨化和對生活質量的晉升,是對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的窮盡。如果只看到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而忽視人們精神世界的昇華,那麼無論任何社會形態,都會世風日下,都會形成富人不仁、窮人不義的亂象,都會產生正義迷失、道德淪喪的悲劇。
讀過幾本書,看過幾十年世相,我有一個粗淺的感受:當“富貴”尚處在人們所羨慕的理想階段時,這兩個字是不分的,它們幾乎就是一回事;但當人們過上了充足甚而優裕的生活時,“富貴”二字便產生了分化,有些人因自滿而止步於“富”的狀態,另有些人則會繼續追求“貴”的境界。
如果這些追求“貴”的境界的人,能夠高舉尊嚴和責任的旗幟,善引社會風尚,增進文明教養,強化自信意識,提升道德水平,那麼把他們稱爲“貴族”,使他們得到充分的尊敬,我看也是完全應該和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