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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經濟發展是不均衡的。隨着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的新變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對新的增長驅動因素的洞察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前提和基礎。其中,包括產業升級在內的結構性變革是新的發展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站在新發展起點上的天津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天津經濟經歷了兩次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2005年,通過引進外資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濱海新區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至今。與第一階段的發展不同,在新的發展階段天津積極探索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新道路。
經過多年的艱苦探索,20世紀90年代初,在科學分析國際和國內市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天津把引進外資和技術嫁接改造國有經濟作爲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關鍵驅動因素。在外資的帶動下,天津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形成了以電子信息、交通運輸設備和醫藥爲主導的現代製造業體系,實現了天津經濟的快速增長。統計資料顯示,1992年,伴隨着以摩托羅拉爲代表的跨國公司的進駐和對國有經濟的嫁接改造,天津經濟增長開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步入到快速發展的軌道。儘管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就,但是對外資和外源型技術的過度依賴,造成了產業升級受制於人和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
2005年以來,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的新變化使中國經濟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2006年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是新的發展階段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希望通過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探索一條創新驅動和內生增長的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以天津爲龍頭的中國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外資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推動的。隨着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的變化,2005年之後,在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外資和重化工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在減弱,而且帶來了產業發展對外源型技術進步的過度依賴、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大等一系列問題。在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對新的增長來源的探索成爲中國北方地區經濟發展新的戰略制定的出發點。
爲了適應新的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的變化,圍繞着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在企業結構、產業結構、發展載體和城市功能結構出現的一系列新變革,天津開始探索一條依靠科技創新和內源型技術進步驅動經濟發展的新道路。天津市2011年與2006年一系列數據指標比較表明,天津的產業升級和結構性變革已經走在了全國前列。
在製造業結構變革上,與2006年相比,天津支柱產業的內部結構發展了變化,其中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和國防科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漸發展爲新的八大優勢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支柱產業佔整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看,經過近年的發展,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由2006年的77.7%提高到2011年的90.5%。另外,從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數量增長看,天津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不再是外資,而是以民營經濟爲代表的內資經濟,經濟發展的活力顯著增強。
從現有的經濟數據指標看,天津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站在新的起點,圍繞着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天津應當在總結近年發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探索新的產業升級重點領域、方向和動力機制,爲搶佔新的國際和國內競爭前沿,打下堅實基礎。
產業升級的重點領域和方向
在新的發展階段,明確產業升級的重點領域和方向的依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國際和國內產業發展趨勢的預測;二是對天津市產業內在結構演進方向的分析和判斷。
2005年以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面臨新的市場條件變化帶來的挑戰。例如,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爲代表的發達國家開始啓動以清潔能源和物聯網爲代表的新科技產業革命,試圖通過構築新的先發優勢搶佔國際競爭前沿。面對新的科技產業革命浪潮,中國面臨着兩個方面的選擇,一是繼續實施追隨和引進戰略;二是制定和實施前沿競爭戰略。其中,通過制定和實施前沿競爭戰略,率先啓動和引領新的科技產業革命構築自己的先發優勢和搶佔國際競爭前沿,對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
從國內的情況看,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呈現出三個方面的趨勢。首先,與全球新的科技產業革命同步,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始啓動;其次,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現代製造業逐步擺脫“低端鎖定”局面,開始向高端化加速邁進;第三,生產型服務業快速增長;第四,製造業向中部、西部轉移趨勢明顯。
作爲建設中的北方經濟中心,近年來,依託京津兩地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和市場鄰近性,天津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演進表現出三個方面的趨勢,代表了產業升級的重點領域和方向。
首先,依託當地的科技創新資源和先進製造業基礎,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啓動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在2009年展開的系統調研的基礎上,作者對濱海高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情況進行了初步探測,識別出包括電動汽車、物聯網、生物醫藥和數字內容四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現有產業的發展不同,戰略性新興產業依賴的不是國外成熟產品和標準化生產技術的引進,而是依託本土的科研院所的自主創新及其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逐步發展起來的。例如,電動汽車產業的發展依託的是中電十八所和汽車工程中心,生物醫藥產業則主要依託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研究所和南開大學。
其次,通過研發網絡的引入和高科技嫁接,天津傳統產業的高端化同樣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其中,最爲典型的是自行車和現代中藥產業。自行車是天津的傳統產業,經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民營化和2005年以來的與高科技嫁接,產業發展不僅走向高端,而且引致了新材料、動力電池和電子產業的進入。自行車在輕型化過程中鎂合金和碳纖維材料的引進,使天津逐步成長爲中國北方的新材料研發和生產基地。而電動自行車產業的發展,不僅使自行車開闢了新的產品領域,而且涌現出包括天津鬆正和捷威動力在內的一批高科技企業。在中藥現代化過程中,高科技的引入同樣使傳統中藥產業發生了質變。天津傳統產業發展的經驗表明,沒有夕陽的產業,只有夕陽的產品,產能過剩的背後是生產方式和技術的落後。
第三,依託優越的交通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新的產業形態開始加速聚集,逐步形成產業集羣。在天津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優越的交通區位始終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依託交通區位優勢,許多新興產業形態開始在天津形成聚集,例如,風電設備產業、電子商務和現代倉儲物流、3D數字內容產業。風電設備產業的形成和聚集主要基於天津港鄰近北方風力發電場。電子商務在天津主要是倉儲、物流和配送的發展,主要聚集在武清區,其中的關鍵是鄰近京津兩大超級市場。而以本土企業福豐達和外資企業卡梅隆爲代表的3D數字內容產業的發展,則不僅依託交通區位優勢,而且依託天津近年來數字內容產業的發展。
最後,隨着從現代製造業城市向創新型城市的轉變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生產型服務業在天津正在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的勢頭。
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滯後是天津產業結構遭遇長期詬病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本身是製造業的產物,同時受到政策因素的長期影響。近年來之所以生產型服務業得到快速發展,根本驅動因素是天津從以外生性爲主導的製造城市向內生性爲主導的創新城市的轉變。尤其是隨着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高端化,包括科技研發、研發服務和科技金融在內的生產型服務業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
從正在發生和發展的上述趨勢看,今後5年至10年,天津產業升級的重點領域和方向包括:傳統產業和現代製造業的高端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新興產業業態的聚集和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關鍵是,天津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狀態進行,而是在一個開放和競爭的環境中實現的。解決好產業升級的動力機制,是產業升級能否加速的關鍵。
產業升級的動力機制
在新的國際和國內市場條件下,產業升級需要新的動力機制。其中,明確產業升級的邏輯主線、主導力量、需要什麼樣的支撐體系和環境是制定和實施新發展戰略的前提和基礎。
在新的發展階段,產業升級不可能再依賴國外成熟產品和標準化生產技術的引進和模仿,而應當依賴以技術創新爲主導的內生型技術進步。在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進程中,中國的產業發展主要依賴的是技術引進和模仿。隨着中國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縮小和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通過技術創新和內源型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發展是產業升級的邏輯主線。
從近年先進地區產業升級的實踐經驗看,無論是傳統產業的高端化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依賴的主導力量都不再是包括生產型企業,而是科技型中小企業。例如,天津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中,依賴的不是天津一汽豐田,而是包括清源、力神和鬆正在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製造企業的改造;二是以技術創新爲導向的創業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其中,後者是推動產業升級的關鍵力量。
圍繞着內源型技術進步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構建高效而完善的創新創業環境是產業升級的重要機制和途徑。在創新創業環境建設中,要打造的關鍵環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設好推動產業升級的創新平臺和載體。從國內先進地區的實踐看,推動產業升級的主要平臺和載體爲技術創新平臺、創業孵化組織和中小企業服務體系。
從國內先進地區的成功經驗看,技術創新平臺已經成爲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力量。例如,到目前爲止,深圳市已累計建成757家創新平臺和載體,在4G通信技術、基因測試和基因組分析、幹細胞基礎研究及技術服務、超材料等領域躋身世界前沿。依託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經過多年的努力,天津在技術創新平臺和載體建設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例如,天津在全國率先建立了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已經成長爲生物醫藥技術研發轉化和創業孵化的平臺。
在創業孵化組織的建設過程中,不僅要強調數量而且要重視質量。尤其是在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孵化組織的建設中,要從強調提供孵化場所和一般性服務的“1.0”孵化器向重視企業家才能和增值性服務的“2.0”孵化器轉變。同時,針對天津中小企業發展的實際,建立較爲完善的中小企業服務網絡體系,爲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第二,構建“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協同創新體系,共同推動產業升級的步伐。
在從外源型技術向內源型技術的轉變過程中,“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協同創新體系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新型協同創新組織和機制中,政府以經濟發展爲目標,通過公共研發經費的支持和政策制度建設推動創新創業活動。企業以滿足市場需求和盈利爲目標,發揮創新創業活動作用。作爲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提供者,大學和科研機構則通過向企業輸送人才和科技成果,幫助企業創新創業,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在“官產學研”一體化的協同創新組織機制中,始終要堅持以創新創業活動爲中心,充分發揮各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潛力。
第三,加快新的城市功能區,加速科技創新資源的聚集。
爲了滿足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需求,國內先進地區都在加快新的城市功能區建設。新的城市功能區是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載體和支撐。近年來,天津先後開發和建設了包括東疆保稅港區、于家堡金融區和濱海科技城在內的新的城市功能區。新的城市功能區爲迫切需要科技研發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啓動、傳統產業的高端化和生產型服務業提供新的關鍵支撐。
從國際和國內的實踐經驗看,爲了適應科技創新和內源型技術進步對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最重要的功能區建設是科技創新資源和活動集聚的未來科技城和科學城,搶佔科技產業革命的制高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硅谷和韓國的大德都是依託高校的科研力量,通過新的城市功能區的規劃和建設吸引和集聚科技創新資源,成爲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對於天津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而言,在開發建設濱海科技城的同時,加快以海河教育園爲主體的未來科學城的規劃。在科學城內聚集海內外的科技創新資源,支持、鼓勵、引導其參與天津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積極探索高校和科研院所與產業的協同創新機制,把協同創新聯盟發展爲集科技創新、創業孵化和科技成果產業化於一體的新型經濟組織。
最後,建設更加開放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通過釋放開放紅利和改革紅利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建設對外開放門戶是國家賦予天津和濱海新區的歷史使命。在新的形勢下,對外開放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和跨國經營。從新的國際經濟合作的趨勢出發,自由貿易區試驗區是天津對外經濟發展的方向。通過自由貿易區試驗區的建設,既把天津建設成爲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窗口,又建設成爲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基地。
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更加市場化是天津經濟發展的方向。更加市場化一方面是指打破壟斷,積極發展民營經濟;另一方面是指在北方區域經濟合作中,更加依賴市場而不是行政的力量發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