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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強
1951年3月出生,中共黨員,法學碩士學歷,北京市華遠集團董事長兼總裁。1969年參軍入伍。1984年,進入北京市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華遠集團公司前身),2000年至2001年9月任北京市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1年4月20日,辭去華遠集團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仍任華遠地產公司董事及董事長、北京華遠浩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和北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職務。2013年9月出版自傳《野心優雅》。
-記者手記
50萬字書寫60年大時代人生故事
『哪怕一個再渺小的個人,也可以為一段歷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歷史背書。』現在,輪到『任大炮』背書了。
9月22日,『地產大佬』任志強歷時兩年隱密寫作的50餘萬字自傳體回憶錄《野心優雅》在北京首發。曾糾結於是否將自己的私生活和內心真實感受公布於眾的任志強,最終選擇不改『大炮』本色,揭秘充滿勵志色彩又極富傳奇性的60年人生,發表火藥味濃烈的經濟和社會觀點,將『一個人的故事』寫成『我們的故事』。
當日,衣錫群、寧高寧、許小年、張維迎、張頤武、潘石屹、劉春、王巍、李國慶、俞渝、王利芬、宋立新、夏華、王潮歌、洪晃、童書盟等著名企業家和文化人雲集於中國金融博物館,以『一個大時代中的先行者』為主題,為任志強和他的大時代背書。任志強寫回憶錄,曾被認為是一個玩笑。2011年4月1日,這位華遠集團的老大在其新浪微博發表聲明,聲稱自己退職申請已獲上級批准,並透露將在免職後開始寫作回憶錄。『這是任總開的愚人節玩笑吧?』許多微博網友當時一頭霧水。
這當然不是玩笑。榮退之後,這位地產英雄不但忙於各種社會活動,而且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於一項『立言』的事業——寫作回憶錄。據他透露,2011年8月至2013年上半年,他以傳統手寫方式、隨時隨地寫作了近60萬字,寫到動情處常常淚流滿面。
談及寫作原因,任志強不諱言想通過一本完整的回憶錄回答社會各種疑問:『社會上、特別是網絡上不斷有很多關於我的爭論,我不可能一個人一個人地答復。所以,我乾脆把自己暴露在自傳裡,讓大家看到我原來是這樣一個人。』
在這部回憶錄中,任志強詳細敘述了他與諸多政府高層『過招』的細節,首次披露了與王石、馮侖、潘石屹、黃鐵鷹、馬雲等重磅企業家之間的私密內幕,展現了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一群『過河』的人,是如何將一種野心優雅地變為現實,可以看作是一部民營企業和創業人生的心靈史和生死書。
在這部自傳中,任志強如實描繪了從販賣兔皮小商販起家,到歷經坎坷,終於在大時代下創立華遠地產的全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改革開放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軌跡。
決定寫作這本回憶錄之前,任志強一直在糾結,是否應記錄下自己的私生活?是否應將內心的感受公布於眾?最終,他還是最大限度地戰勝了自己。他說:『我太想讓大家知道我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張表面嚴厲的面孔背後,也有「不可告人」的弱點。將成功與失敗的故事無情地寫出來,目的即在於此。』
在這部回憶錄中,任志強首次詳細披露了他的人生軌跡:出身紅色家庭,隨父母參加新中國建設而輾轉各地,在最好的乾部子弟學校讀書,參加過『文革』、當過紅衛兵、插過隊、當過兵。改革開放後,曾受委屈被拘押坐過牢,後又獲平反,創辦企業,從拉板車到開餐館,再到做房地產、做金融……
任志強首次講述了自己的情感經歷,他的初戀女孩、不幸的第一次婚姻,以及現在美滿的家庭和對愛女的疼愛。在書中,他對現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再度開炮。他斷言,無須從國家人口的角度去談論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等因素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危機,僅僅從獨生子女的家庭關系和人情世故上看,就必然是一種人性的扭曲,也必然是一種失敗。
記者:您退休後,為什麼願意花費兩年時間撰寫回憶錄並起名為《野心優雅》?您寫作的狀態是怎樣的?是刻意安排一整塊時間,還是把平時一點一點的零碎時間積累起來?
任志強:退休後這兩年,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寫作上了,我想記錄下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的路,和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風景,把自己的思考和價值觀擺在桌面上。我不是專門寫作的人,但是我經常會為一些東西去寫作。這兩年,不管在什麼地方,飛機、酒店,反正空下來的時候都寫。到全國各地,到美國,凡是空下來的時間都在寫,放棄了一些休閑娛樂,每周的六、日都在寫,有時候晚上寫到很晚。
說到書名,最早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後來還想過《真誠無限》,還有人說《任勞任怨》,出版社認為不用那麼直接,間接反而可能更能吸引人的關注,所以他們用了《野心優雅》。認識我的朋友都說,你既沒有野心,也沒有優雅。出版社則認為,一個人有沒有野心,在於你的心寬還是窄。他們認為我的心很寬,把職業都可以拋棄,把很多東西可以不放在心裡。說到優雅,所有認識我的朋友,都認為任志強是最粗的,而非優雅。但是他們認為,因為你很坦率,可以和別人交流,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述說出來,也算是一種優雅。
記者: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回憶錄裡真正勇敢地面對真實的自己,您做到了多少?書中有多大比例寫出來了?有沒有刻意回避什麼?
任志強:決定寫回憶錄之前,我確實一直糾結:是否該將自己的私生活及內心感受公布於眾?是否該明智地避免心靈的拷問?是否該將一些『糗事』掩藏在內心永不公開?以此減少無盡的流言蜚語。但是在寫的時候我力爭還原真實。有些話也許今天無法直接喊出來,但是我已經盡可能地表達了其中的含義。出版前有將近20個出版社與我接洽,我選擇的是刪的最少的出版社,但最後他們還是刪了許多。我當時寫了有將近60萬字,他們現在刪減編輯到50萬字。有些內容他們覺得和主題相比,可能比較零散一點,比如我跟劉曉光到呼倫貝爾大草原上去休假的內容就刪掉了。還有包括一些行業和其他的一些東西也被刪掉了。
記者:您這本書是想寫給誰看的?您認為主要受眾群體是什麼人?
任志強:我想這部書一是給我女兒看的,我女兒18歲了,讓她通過這部書了解父親曾經做過什麼。另外,我經歷的事情,也包括了華遠的一些事情,在華遠成立將近30年的時候,我希望大家對華遠的前世今生有一個真實的了解。
記者:為什麼執著於舉辦讀書會和參與公益活動?做公益事業不被認可您怎麼辦?
任志強:我贊助時間最長的是橋牌基金會,二十多年時間我投入了幾千萬元的資金。同樣,我贊助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也長達二十多年,支持了中國多項經濟政策的研究。因為北京長期受沙塵暴侵擾,我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SEE基金會。並不是所有的公益事業都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各種對公益活動的質疑從來沒有消停過。公益原本就是建立在非為小我而為大同的基礎上的,就是對事而不對人的一種無私投入,就是針對社會現象而非針對某個個體的奉獻,社會捐助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得到支持,受到表彰。
記者:您在書中說不是靠拼爹纔有今日的成功,可是在您創業初期是否動用過家裡的關系?您怎麼看待家庭對您取得現在成績的影響?
任志強:我創業從未動用過家裡的關系。歷史上有過很多創業者,都不是靠拼爹的。我們這一代人,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神,他說的什麼都是對的,直到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纔發現,人是需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那麼也包括我們從無奈到尋找、彷徨一直到最後找到一個自己認為合理的路,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擔社會責任。這個社會責任不是泛泛意義上的,不是因為你是成功者纔有社會責任。一個社會,一代人,如果沒有責任感的話,對什麼東西都沒有敬畏,這個社會是不會進步的,所以我們更多的是希望通過我們自己經過的事實,來告訴這個社會真實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在我最困難、最被別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時間裡,一個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邊,只此一點,她所有的過錯都會和應該被原諒……』您如何看待一些所謂成功人士在婚姻和愛情方面的做法?
任志強:婚姻中的兩個人在一起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不會見異思遷,她沒有在我困難的時候,隨隨便便跑掉,這應該是最正常的事。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奮斗成功之後離婚了,便認為所有成功者有錢了以後都要離婚、要換人的話,那就錯了。大多數家庭,實際上是不存在這種問題的。從整個離婚率的情況來看,離婚的還是少數。
記者:您認為作為男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任志強:本來我是想在這本書裡體現一種男人的責任,後來這一部分內容縮編成一個小章節。我本來是按照從小到大的年齡順寫的,因為我有工作日記,有些事情還能對得上。但出版社說這樣不行,得先從有爭議的事情說起,從而吸引讀者。我不是出版者,我只能說把我的歷史從頭到尾連貫地寫下來,但是要想變成一個讀者可以有耐心看得下去的東西的話,也許他們比我有經驗,所以出版社說什麼,我就得聽什麼。書裡頭我寫了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即現在不是說一定要我贏你輸,我要把你打敗,而是一個共贏的時代,不管什麼事兒,雙方協商,有點兒妥協,要不然就不會有民主了。民主一定是在某些相互妥協的原則下,形成一個共同遵守的條約,最後纔能達到民主。
記者:最近又有『地王』頻出,您覺得房地產的調控,會不會又要昇級?
任志強:我認為不會。因為這個數量太少了,盡管你們數出來有13塊,但是從總量上來說,八月份的土地供給量是下降的,持續下降的土地供應量,一定會出現大量的地王,大家在城區的這種土地供應短缺中,不得不逼著去補充,有錢沒錢也得找塊地買下來,不買地沒得乾。
記者:您和很多大明星都是朋友,還認了兩個乾女兒?這也是您勇氣的一部分嗎?怎麼處理好這種關系?
任志強:在社會腐敗成風的時代,『乾女兒』成了『小三』的代名詞,尤其是『郭美美事件』發生之後,『乾女兒』就成了法定的『小三』了,但這個社會不是沒有道德底線和人性約束的,我不相信這個社會是個無法挽救的社會,也不認為和『乾女兒』會有什麼不正常的關系。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著不同的圈子,有體制內的、官方的、企業自身的,也有家人的、親屬的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工作中直接或間接的合作伙伴的,更有各種NGO和社會團體的。我更相信這個社會中還是有更多的真情的。
記者:您常常成為社會關注的對象,您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
任志強:不是我想成為公知,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我們中國的大部分傳媒都是為吸引眼球,為傳媒自身利益而服務的,所以在使用語言、使用標題等各種方面,目標是讓這個報道怎麼能吸引人,而它是真的假的,或者闡述的中心思想如何就不管了,有人看我的報道就好,有人買我東西就好。要知道,語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的媒體,重要的是把語境給取消了。而當信息更充分發達的時候,我們有了博客,有了微博,可以及時反映出來真相,所以造謠的相對少了一些,或者是扭曲的稍微少一些。我覺得微博上的我更真實,因為有吃有喝有玩有樂和親情方面的內容。當人們更全面和更廣泛地去了解一個人的時候,纔是真實的。
記者:您不僅僅是因為企業經營得好,更因為您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您敢於說話的勇氣,以及願意與大家分享您的觀點的做法,一直很受歡迎。這在中國的企業家中顯得尤為特別,您是怎麼看的?
任志強:我之所以敢說,是因為我不怕別人說我有什麼毛病,總會有人去說真話的。那你說魯迅在乾嗎?胡適在乾嗎?胡適為什麼要和蔣介石吵架?蔣介石你讓我當我就當啊?你讓我當我也不一定當。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人物不是少數啊!像魏征等,小學、中學課本都學過這些東西,為什麼到我這,我們就不說了?共產黨最基礎的原則就是堅持真理。既然你做共產黨人,你就要堅持真理。
記者:您在書中又一次談到了『700萬年薪』事件,面對爭議,您現在的觀點依舊如此嗎?
任志強:我沒有從國有企業中拿到錢。國有企業這種管理方法,是沒有辦法去拿到錢的。如果所在的企業百分之百是國有投資,你可以去限制,尤其是像可以動用壟斷權力的行業。比如說電信、石油,或者類似公司的領導,你不能利用國家權力和國家資源來為個人牟利。但是如果是完全市場化的,你沒有給我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用你的管理方式呢?那樣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從市場上招到最好的人。你要用高級人纔,它有一個市場價格,你要用這個人纔的話,你就應該給他一個市場價格。為什麼我們聘用一個外方的管理人員,你就可以給他高價,國內的就不能給他高價,差別是在於你是不是利用國家權力,利用國家資源,利用了壟斷的權力。
記者:您認為一直在討論的房產稅,能夠縮小貧富差距,甚至進而控制房價嗎?
任志強:在最初提出房產稅的時候,和抑制房價沒有任何關系。2003年在房價非常穩定的時候,提出要做房產稅,只是想要改變稅收制度。是一個稅法上的概念。但是現在所說的房產稅,經常被說成是為了抑制房價,其實概念完全不一樣。我們贊成房產稅,所有的財產,有財產就應該交稅。但前提是,這是你的財產嗎?不是你的財產,你為什麼交房產稅啊?再者,從貨幣財產變成實物財產之前,我已經交過你稅了,我錢是交過稅的錢,我纔變成房子,我為什麼要交你第二筆稅呢?這是重復征稅。我們沒有說財產不應該征稅,但是按現在的條件,還不具備征稅條件,而且征稅一定是對所有人公平的一種征稅。比如匈牙利在1956年就規定人均超過25平方米征稅,標准和規則都很清晰,而我們不是的。你看看有房產稅的地方政府,包括美國紐約、新加坡等很多國家,還少了很多間接稅,比如說教育費附加,沒有的。但是我們額外的稅都不減,只加一個房產稅,沒道理。
記者:您在新書中公布了與很多高層首腦往來的細節,在與高官的交往中您堅持的原則是什麼?
任志強:我堅持的原則是真相第一。老乾部、大乾部我見過很多,我從小就被許多領導抱著,這些從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人,身上沒有一點的官氣,反而帶著濃濃的鄉土氣息。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權有多大,從不在下級和普通民眾面前耍威風,他們可以抗上,可以去拼命,卻不會將一身的傲骨、傲氣端在桌面上。這代人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他們都不是為了自己事兒先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的事情,或者一個國家的事情。
記者:『紅二代』的成長背景對您日後的人生塑造有什麼樣的影響?至今還留有哪些痕跡?
任志強:當我決定從部隊復員並闖出一條自己的路時,寧願去當臨時工,也絕不向父親開口求援;當我被無辜地關進監獄,父親都堅持絕不會動用任何老戰友、老下級的關系去為我說情、鳴冤,直到我從獄中無罪釋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清白。正是『紅二代』的成長背景,讓我在面對更多的誘惑時仍舊選擇留在華遠,始終愛黨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