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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保險公司的經理,丈夫辦了一家駕校,全家一年收入五六十萬元,這樣的家庭條件足以讓很多人羨慕,但濱州鄒平縣的劉顏玲卻“一根筋”地捨棄了城裏的事業,跑到農村種地。
劉顏玲通過土地流轉雄心勃勃地包下村裏300多畝地,辦起了家庭農場,但兩年多來她已經賠了上百萬元。自然災害、技術門檻、資金難題、市場困境,都成了她面前的攔路虎。在全省乃至全國鼓勵發展家庭農場的大背景下,劉顏玲們面臨的瓶頸亟待解決。
本報記者張泰來
連日陰雨淹了大棚
忍痛捨棄大訂單
7月底的一個下午,鄒平縣明集鎮裏六田村醴泉農場裏,農場主劉顏玲剛擱下不久的電話又響了。河北一個客戶想進一批蔬菜,有啥要啥。
可是,經過連日陰雨,農場60個大棚裏還積着沒腳脖的水,青椒基本全軍覆沒,只有幾個大棚的茄子還能收穫一些,但日採摘量也大大降低,根本湊不齊一車蔬菜,劉顏玲只好婉言謝絕了客戶。
掛斷電話,劉顏玲一刻也沒有歇着,謝絕了遠方的客戶,她還得爲自己的蔬菜在家門口找個“歸宿”。超市、飯店、菜販,一通電話打完半個下午就過去了。而類似的忙碌從每天一早就開始了。
這樣的作息,對於2010年以前劉顏玲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她還是鄒平縣一家保險公司的業務經理,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和其他城裏人一樣過着朝九晚五的日子,怎麼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和種地沾上邊。
劉顏玲說,2010年以後丈夫做起了“農民夢”,一心想創辦大農場,她也漸漸對辦農場產生了興趣,最終兩人下定決心,把地點選在了裏六田村。
說幹就幹,兩人當即找到了村支書魏旭東,讓他幫忙做村民工作。由於劉顏玲給的承包費超出了村民的想象,所以租地非常順利。
劉顏玲最終以每畝地每年1500元的價格,承包了村裏300多畝地,又從鄰近的西左村租到40畝地,創辦了一個佔地360畝的農場,取名“山東醴泉生態農業有限公司”。
農場建成了60個蔬菜大棚種植蔬菜,一個養殖園養殖家禽,還引進了沼氣殺蟲燈、粘蟲板等設備,在院內設置了擴音喇叭、監控攝像頭、路燈,僱用了4名技術員、30多名村民。
按照劉顏玲的規劃,農場在未來還要建一個蔬菜交易基地,3個養魚池塘,要把農場打造成一個集觀光旅遊、有機蔬菜種植交易爲一體的綜合基地。
不打藥不用肥,
蔬菜仍賣不出去
承包土地沒有難住劉顏玲,辦農場修理蔬菜大棚卻讓她實實在在地作了大難。“第一個難處就是技術問題,種地不難,但種好地太難了,而我倆基本都是外行。”
種植大棚蔬菜本來就是個難題,劉顏玲還想發展有機種植,“我們不用化肥,施肥全用牛糞豬糞等土大糞,除蟲就用殺蟲燈和粘蟲板,少用甚至不用哪怕是低毒的農藥。”這樣更是加大了技術難度。
劉顏玲請來幫忙打理農場的,除了附近村的村民,大多是親朋好友,對於種地他們不陌生,但蔬菜大棚、綠色有機農業卻是個新鮮事物,各種新興的農業機械更是難摸門道。農場購置的一臺“食品安全檢測儀”因爲無人會用,至今還放在辦公室裏沒有拆封。
而看不到的困難更可怕——農場面臨蔬菜賣不出去的尷尬。59歲的村民鄧建勝說,劉顏玲農場外的溝裏和空地裏扔滿了茄子,“賣不出去,都倒掉了,我們看着都覺得可惜。”
劉顏玲也說,市場是個大問題,有時“我看到自己種出來的蔬菜不是喜悅,而是難受。”雖然有西紅柿、青椒、茄子、黃瓜4樣蔬菜獲得了綠色食品認證,但由於蔬菜品相不大好,消費者對農場的蔬菜並不感興趣,“產量比普通種植方法低三分之一,價格跟普通菜一個價還是賣不出去。”
經營農場兩年多的時間,劉顏玲已經賠了100多萬元,“要不是我愛人開着駕校,農場早就辦不下去了,現在就是用駕校養着農場。”
效益低收益慢
銀行不願放貸款
在劉顏玲的老家,鄒平縣青陽鎮劉家村也有一個農場,佔地1000多畝,是劉顏玲農場面積的近3倍。這個農場背後有一個橡膠廠爲其提供資金支持,但經理劉恆峯依然深感資金短缺的壓力。
“說是搞現代農業,也只是把土地集中起來了,只能說是比以前進步了一點,算不上現代農業。”劉恆峯說,資金不到位,一些先進的農業設備就不能購置。
以農場的水利設施爲例,現代化的規模農場,最好是配備“噴灌”或者“滴灌”設備,實現旱澇保收,但1000畝地的水利設施,這一套辦下來就要2000萬元,即使是鋪設防滲管道也要500萬,這對農場主來說幾乎不可能獨立辦到。
劉顏玲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農場先期投入的600來萬已經花光了她家所有的積蓄,“由於效益低、收益慢,銀行對農業項目不感興趣,不願意給我們提供貸款。”
因爲資金不到位,劉顏玲規劃中的蔬菜交易基地和垂釣池塘至今還只是一個設想。
2013年年初,中央出臺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支持家庭農場發展。5月份,山東省也出臺了《山東省家庭農場登記試行辦法》,規定了申請登記家庭農場的條件,但對於如何支持農場發展的具體政策,各城市進度不一,大多數城市並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
“只說是登記,可登記之後對農場會有什麼改變嗎?”劉顏玲說,她最想得到的不是什麼優惠政策,而是希望幫她協調一下銀行,給她相應的貸款助她渡過難關。
拿不到承包費
村民心難安
在裏六田村,村民們提起劉顏玲的農場,先是嘆息,替她擔心這樣下去如何收場,接着是擔憂拿不到應得的承包費。“只要按時拿到土地承包費,農民就安心了。”魏旭東說,連續兩年不能按時拿到承包費,村民們對劉顏玲的農場有些失望,特別是在有另外一個成功的土地流轉的案例對比下,村民們的心理落差挺大。
鄒平當地一個企業以每畝地每年850元的價格,在裏六田村承包了40畝地搞鴨子養殖。“效益很好”,每年在到期之前,企業就會把承包費轉到村裏的賬戶。今年,在村幹部的要求下,又把承包費每畝提高了400元,並拿出3萬元幫村裏搞公共設施建設。
“這樣的流轉,不論是幹部還是村民,都歡迎,都放心,也願意在用電、用水等方面提供便利。”魏旭東說。
相比較而言,劉顏玲的農場卻不能讓村民們安心,他們擔心農場一直虧損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拿不到土地承包費,村民們甚至產生過讓劉顏玲退回土地的念頭。
但就這麼退出,劉顏玲顯然不能甘心,她把希望寄託在了兩件事情上,一是想辦法籌集資金,把垂釣池塘和蔬菜交易基地建立起來,打開市場。二是想請一批農學院的研究生到農場裏去,把農場當成實驗基地,搞科研的同時,也爲她提供一些技術支持,幫她把蔬菜產量、質量提上去。
連片土地集中種是未來趨勢
其實不光“外來戶”劉顏玲,裏六田村村民孫學河也動過辦農場的心思,爲此他還動員兒子購買了深耕機、聯合收割機、水泵等大型農業機械。
所有的硬件設施都已具備,孫學河也向村裏申請了多次,但集中大片土地的想法依然沒有實現——村民土地流轉的意願不統一,有願意也有不願意的,這樣承包到的地“東一塊,西一塊”,很難集中連片,不能機械化操作,種糧成本也降不下來。
爲幫助孫學河集中土地,魏旭東也做了不少工作,甚至讓他參加村委會議,聽村民代表的意見。魏旭東認爲,孫學河承包不到大片土地的原因在於出的承包費不夠高。“如果承包費合適,大家還是願意的。”
“一畝地的承包費如果超過1000元,平時也可以去農場裏打個零工,等於雙份收入,挺合算的。”村民鄧建勝說。
目前,像醴泉農場這樣大規模的家庭農場在明集鎮就有三四個,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農場、養殖場,全鎮近7萬畝土地,已經成功流轉出了5000餘畝。
“土地流轉集中到少數種糧大戶手中進行集中種植,這是未來必然的趨勢。”魏旭東斷言,現在這幫五六十歲的農民還有力氣種地,再過10年他們不能種了,年輕人又不會種,勢必會出現土地流轉的高潮。記者張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