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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沒有薊運河,就沒有漢沽、蘆臺、寧河、寶坻、香河,乃至薊縣、天津和北京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地區繁榮。考證薊運河流域的佛堂廟宇,沒有薊運河,就沒有香河的樓隱寺,新倉(寶坻)的大覺禪寺和廣濟寺,蘆臺的東大寺和蘆家霧的霧擡寺等一批遼代佛寺的興起。
薊運河悠久而又纏綿的古韻,爲何如此神奇卻又斑斕多彩?
清乾隆年《薊州志》載:“薊運河,古稱鮑丘水,隋代名沽水,宋元時期稱潮河,明代稱運糧河。”而清代,因該河漕運糧餉直達薊州則改稱爲“薊運河”。
薊運河,天然形成,是古代天然潮河的主河道。源頭從遵化匯數支流,經薊縣、寶坻、豐潤、玉田、寧河、漢沽,而後橫貫漢沽城區,南下直匯渤海灣,全長約600餘里。河道彎曲迂迴,溝岔交錯縱橫,青蘆浩蕩,水霧盪漾,又如鬼斧神工,時寬時窄,時深時淺,時朗時暗,詭怪迷蹤。但卻是貫東西連南北的水陸運輸的黃金要道,尤其是薊運河臨近入海口的濱海區域,更是歷朝歷代風雨變化的敏感地帶。
據天津海河流域文史資料,薊運河下游區域,即當今寧河、蘆臺和漢沽大田鎮與城區地段,3000多年前業已形成退海陸地。蘆臺以南(漢沽)區域,儘管仍是窪澱遍佈、水澤橫溢、蘆草浩蕩、野驢麋鹿出沒,卻已有了早期煮鹽捕魚的人跡活動。
根據《天津市海岸帶第四紀地質圖》和有關考古資料編繪的《漢沽地區海岸線變遷示意圖》,漢沽地區古海岸線變遷共經歷了五個時期。其中,大田鎮、後沽、漢沽中心區與雙橋北部,均於春秋晚期(2500年前)形成了陸地。天津濱海地區最早的居民,很可能是江浙和山東鹽竈戶,爲了煮鹽謀生遷徙而來的。戰國時期,天津濱海地區分屬齊、燕,而兩個諸侯國都曾擁有發達的鹽業。《管子·地數篇》曰:“齊有展渠之鹽,燕有遼東之煮。”展渠即渤海,遼東仍是北方的渤海。由此可知,戰國時期,燕國之地的沿海地帶,已經有了早期的煮鹽生產活動,只是沒有確切具體的文字記載。
西漢時期,薊運河下游的蘆臺沿海地區已有了煮鹽記載。《魏書·食貨志》記載“幽州置竈一百八十”。幽州治所(北京),“幽州竈”即是蘆臺南部的濱海地區。寧漢地區的鹽業規模生產雛形,於西漢時期已經出現。公元前110年,西漢桑弘羊爲治粟都尉,請大農部丞37名,分駐全國產鹽多的郡縣,其中就包括漁陽郡的泉州。漢沽時屬泉州所轄,這是有史記載最早的來地方管理海鹽生產的鹽官。漢沽地區與古鎮蘆臺地界相連,是臨海鹽竈之地。蘆臺鎮出土的銘文磚曰:“竟寧元年,太歲在戊子,盧鄉劉吉造。”竟寧元年是公元前33年,距今2040多年。漢代鄉村管理的模式爲:十里爲一“亭”,十亭爲一“鄉”。由此推斷,西漢末期,蘆臺及其以南海濱地區,已成爲一個緊臨海口、漁鹽經濟的自然鄉鎮。
從寧河和寶坻縣出土的製鹽“牢盆”看,自西漢以來,漢沽就有煮鹽生產。在寧河出土的“大富牢罌”戳記殘片,就是漢代製鹽官發的煮鹽“牢盆”。“大富牢”就是當時管理海鹽生產的機構。天津濱海地區當時已是產鹽重地,而濱海地區的鹽業生產主要集中在漢沽。漢沽著名的小鹽河,就是漢代末期運鹽河的遺蹟。據乾隆《寧河縣誌》記載,“小鹽河自潮河(指今薊運河)經漢沽莊北,東達尹家竈、毛家竈、張家碼頭諸古煎鹽處,土錙赤色,鍋痕猶存……漢時官給鹽船自潮河運入,而鹽自小河運出。”張家碼頭,即漢末濱海鹽竈戶由張姓人家看管、儲存、轉運海鹽的簡易小河碼頭。
河流是孕育生命的綠色源泉,海鹽是人類發展的重要財富。神奇的薊運河,富饒的渤海鹽,已爲霧擡寺的誕生,奠定了得天獨厚的特殊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