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給勞動者『勞動致富』的信心
讓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報
革除不合理因素帶來的收入鴻溝,首先要加大稅收調節力度,用財稅杠杆有效調節財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業做市場開發。12年前,他從湖北老家只身來到北京,經過多年打拼,已經在城市站住了腳。他認為,目前的個稅政策,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工薪階層,而企業的管理層靠績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個稅政策。
郭清舉例說,像他這樣的公司員工,每個月五六千元的工資,個稅一兩百元,公司部門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資,個稅也只有幾百元。可由於這幾年旅游熱,市場火,公司中層以上的管理人員,每年年底都有幾萬甚至十幾萬的年終獎金,而這都由公司墊付個稅,完全是稅後收入。像他這樣的基層員工,年終獎則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縮小收入差距,財稅政策有很大空間。』郭清認為,當前,應加強企業財務管理,堵住企業為個人墊付個稅和混淆個人消費、職務消費的現象,真正發揮個稅在『限高、擴中、提低』收入分配結構中的調節作用。
其次,應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保證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報和補償。特別是由於『用工雙軌制』,同工不同酬,『乾同樣的工作,拿不一樣的工資』,損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達3000萬人,主要由農民工、城鎮失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構成,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95%以上派遣員工派遣期限超過1年,有的企業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齡超過5年,個別企業甚至超過10年。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勞務派遣崗位都是長期性崗位,已背離了法律規定的『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范圍。改革用工雙軌制,促進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真正實行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統一管理,已經不容遲疑。
第三,抑制壟斷行業薪酬增長高等不合理現象,規范高管人員薪酬,緩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於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強勢擁有國有資源,其資源控制能力、市場份額以及市場話語權(主要是商品定價能力)遠高於一般企業,在財富分配格局中明顯佔優勢地位。不僅普通勞動者與壟斷國企員工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國企管理人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甚至更高。
對此,一些專家建議,可通過采取提高資源稅率、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等方式,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的利潤進行合理再分配。
當然,縮小收入差距,不等於每個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勞分配原則的直接體現。對於部分勞動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應予以鼓勵和支持。歸根到底,面對財富,每個人都要擯棄『不勞而獲』的思想,謹記『勤勞致富』的古訓,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努力學知識、長本領。『多乾事、能乾事、乾成事』,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觀點
專家熱議: 讓財富分配更公平更合理
中央財經大學統計學院院長賀鏗:應該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對央企高管的工資,應該設上限。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稅收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越來越凸顯。要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實施大規模的國家減稅計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實行『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而是必須堅持鼓勵合法致富的原則,這種鼓勵的核心在於符合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條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讓勞動者從一般意義上的『勞有所得』轉向『勞有所值』,持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須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全面考慮、統籌協調,平衡好不同群體成員內部與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政府要通過各種手段縮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對於農民,實現其社會保障水平與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數。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個人或群體獲得了不應該得到的收入和財富,這主要與國有資產及其收益的分配相關。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是要解決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和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收入差距過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現在收入分配體制的兩大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不公,更為迫切地需要解決。亟須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今天貧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實際上其深層次源頭來自於機會不平等。我們的機會不平等很大的問題是孩子們一開始受教育的時候機會不平等,造成了將來擇業的時候機會不平等,擇業的機會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