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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的性質、地理區位和實現方式,共同決定了城鎮化的主力是且只是、能且只能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至少三大利好在等着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一是大量的投資機會,二是鉅額的消費市場,三是人口集聚帶來的其他商機甚至新的經濟增長點。從事農林牧、房地產、水泥、新型建材和大衆消費品的民營企業或將是城鎮化過程中受益更直接的“五朵金花”。
商機是市場經濟的芳香,歷來屬於民營企業的鐘愛,聞香則獵。若要問當前最大的商機是什麼,宏觀上講,無疑首推“城鎮化”。一段時間以來,城鎮化頻頻亮相,不僅出入於媒體及輿論話頭,而且見諸於最高層面的官方會議及文件,不只是在兩會上引起熱議,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及,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初下發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曾高調爲城鎮化“背書”。
爲什麼城鎮化意味着商機呢?原因在於當前我國城鎮化的兩“足”。一是“不足”,按今年全國“兩會”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當前我國城鎮化率52.6%,剛剛與世界52%的平均水平擦肩而過,遠低於發達國家近80%的平均水平,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半足”,即一隻腳進了城而另一隻腳還不能進城,“心”駐城鎮而“身”在農村,這是由我國目前的二元性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分裂症,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羣體的專門調查,2011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高達2.53億,其中外出農民工爲1.58億,如果將外出農民工從城鎮人口統計中扣除,2011年我國真正的“市民化率”約39.5%,另一個數據更顯示只有35%左右。顯而易見,尤其從人的城鎮化即“市民化”看,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極其巨大,而且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城鎮化率處於30%-70%的時期,正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海闊天空正當時。應該正因爲這一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數次談到和強調城鎮化,曾明確表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城鎮化的確意味着巨大商機,可它是誰的商機呢?不能講非你莫屬,但城鎮化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構成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的香餑餑。
首先,這是由城鎮化的性質決定的,無關國家安全,也無關國民經濟命脈,更不屬於高端戰略性領域,城鎮化是地道的民生事務,國有企業不宜分羹,政府資本更不宜爭食,完全應該還民於民。
其次,這是由城鎮化的地理區位決定的,既然是城鎮化,尤其是新型城鎮化,地理區位不在大中城市,絕大多數都在縣域經濟帶,這正是民營企業最爲活躍的地理區位。經過上世紀90年代企業改制後,縣域經濟帶的絕大多數國企都被“放小”了,鄉鎮企業更是幾乎悉數迴歸產權清晰的民營本位,廣大的縣域和城鄉幾乎成爲民營企業的天下,捨我其誰。
第三,這是由城鎮化的實現方式決定的。從物理上看,城鎮化是人流與物流的重新配置與聚合。爲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政府的規劃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執行者毫無疑問當是市場,必須在城鎮化中依靠市場的優化配置功能。過去的經驗教訓也表明,政府親力親爲做投資往往淪爲搞政績工程,不是一窩蜂,就是一陣風,糟糕的甚至背上負債。拿最近的例子來說,有數據顯示,僅20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准21個區域振興規劃。但現實表明,並沒有出現與投資量相匹配的經濟繁榮。行之久遠者還是市場的自然力量。從這一點來講,城鎮化必須嵌入在市場化中。總之,可毫不誇張地說,城鎮化的主力是且只是、能且只能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
作爲城鎮化的主力軍,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將獲得至少三大利好。一是民間資本將獲得大量的投資機會。城鎮化意味着人口的集聚,首先必須大搞基礎建設,包括道路、公交、學校、醫院和保障房,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設施。這就需要大量投資,有研究顯示,城鎮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公共投資需求將增加5.9個百分點。麥肯錫的研究甚至顯示,中國城市化直接帶動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將達到74萬億元。這無疑是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的投資良機,不是說地方財政不可以介入,而的確因爲地方財政有更急需要錢的去處,這就是城鎮化後的福利與保障,所謂“人的城鎮化”。這方面的欠賬太大,調查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只有16.4%加入了城鎮養老保障,18.6%加入了城鎮醫療保障,27%加入了工傷保障,9.4%加入了失業保障,平均水平不到20%。據《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的測算,農民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萬元。如以2015年市民化率達到54%計,即實現約2億農民的“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累計將達20萬億元左右。地方財政能保障支付嗎?根據財政部財科所的測算,在GDP平均增速爲7%的情況下,“十二五”時期地方政府的財政總收入約爲70萬億元。顯而易見,靠地方財政實現人的城鎮化就已捉襟見肘,何以顧基礎建設呢?
二是民營企業將獲得鉅額的消費市場。李克強總理曾用有關數據算過一次賬: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爲4455元,城鎮居民爲1.59億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6倍。按此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爲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如果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的“把推進人口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作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得以落實,外出的近1.6億農民工都實現“人的城鎮化”,將帶來1.6萬億元的消費需求。城鎮化所帶來的鉅額消費市場,不會由民營企業獨得獨享,但民營企業作爲縣域經濟帶的莊主,自然要得天獨厚。
三是民營企業及民間資本將獲得人口集聚所帶來的其他商機甚至新的經濟增長點。理論上講,當人羣的組織化程度提高,交易成本將得到壓縮,從而減少社會運行成本,經利益壓力的傳導,自然產生新行業、新服務和新組織。城鎮化作爲人流和物流的集聚及組織化,必定帶來規模效應及其他商機,尤其會帶來服務業的發展,這已在近幾年一些地方興起的休閒農業、鄉村旅遊、森林旅遊和農村服務業上得到證明。
當然,城鎮化帶來的利好不會是撒胡椒麪平均分配,不同行業的利好分配會有大小、強弱和先後的不同,從事農林牧、房地產、水泥、新型建材和大衆消費品的民營企業或將是城鎮化過程中受益更直接的“五朵金花”。但大河漲水小河滿,有研究甚至具體顯示,城鎮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只要城鎮化得到推進,不只是民營經濟領域,整個經濟社會都將獲得更大的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進步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作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尤其作爲中國城鎮化的主力軍,民營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到城鎮化中來,爲自己謀發展,爲國家現代化作貢獻,爲人類社會進步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