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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風投)自2000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持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創新者創業,幫助投資人投機”的風險投資理念,先後投資了數十個項目,其中已有多個項目企業成功上市。作爲中國本土一家老牌VC,其投資策略有哪些變化?投資行業重點關注哪些?對尚處於初創期、成長期企業的發展路線,他們又有哪些經驗建議?帶着讀者的問題,《國際融資》雜誌記者專程到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簡稱:民建中央)辦公樓採訪了中國風投合夥人、高級副總裁,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董事長李愛民先生
支持創新者創業的老牌VC
記者:我們《國際融資》2000年創刊時,就宣傳過中國風投,當時正值貴公司創辦初期,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創新者創業,幫助投資人投機”風險投資理念,讓我們耳目一新。能否簡單介紹一下貴公司走過的歷程?
李愛民:中國風投的前身是20世紀80年代民建中央成立的一個工商諮詢機構,2000年4月,成思危先生引入了民間資本,把它改製爲中國風險投資有限公司。中國風投是由民建中央發起,民建會員和會員企業參股設立的一家以風險投資及基金管理等爲主營業務的專業投資機構。作爲民建中央落實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提案(即一號提案)的重要載體,中國風投從創立之初,就肩負着推動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的責任和使命。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創新者創業,幫助投資人投機”風險投資理念一直是我們實踐風險投資遵循的宗旨。中國風投創立初期的註冊資本只有3000萬元人民幣,前些年的項目投資主要是用自有資本金投資,通過投資退出的良性循環滾動發展,到2010年時,中國風投的註冊資本金已達兩億元人民幣。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開始通過管理政府引導資金,引入更多的民建會員、會員企業及社會資金,投向更多初創期、成長期的優秀企業。截至目前,我們已先後投資了數十個項目企業,其中有多個項目企業已成功上市。比如,於2000年投資的深圳東江環保(002672)股份有限公司項目,已於2003年在香港創業板上市,這是中國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民營環保企業;2010年9月28日,東江環保正式由香港聯交所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2012年4月26日,東江環保發行A股併成功登陸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我們公司投資這家企業的權益已增值超過100倍。我們中國風投及旗下基金投資並上市的企業還包括鼎漢技術(300011) 、皇氏乳業(002329) 、鼎龍股份(300054) 、維爾利(300190) 、鐵漢生態(300197) 、洛陽隆華、綠陽國際、佳創視訊(300264) 、合縱科技,還有一些已完成投資的項目即將上市。
記者:貴公司的業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愛民:我們一共有三塊主要業務。一是風險投資業務,主要是對符合中國風投投資理念和投資標準的項目企業進行股權投資,並利用我們公司專業團隊、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優勢,爲項目企業提供全面的增值服務,幫助企業實現快速發展和跨越式成長。二是基金管理業務,主要是中國風投專業投資團隊作爲基金管理人,通過發起設立或合作設立專業及區域性創業風險投資基金,爲基金出資人實現收益最大化。三是財務顧問業務,通過我們自身資源優勢和專業特長,爲企業提供諸如企業併購、上市策劃及投融資顧問服務等,爲企業成長提供專業和有效的支持。爲了專注於投資領域,我們第三塊業務所佔比重已非常少了。同樣,爲了避免與基金業務發生衝突,目前,主要以第二塊業務爲主。
緊隨國情既做GP也做LP
記者:從您剛纔談到的貴公司業務看,你們既是GP,也是LP,爲什麼做出這樣的策略選擇?
李愛民:在國外,GP就是GP,LP就是LP,在他們看來,這兩個角色之間是存在利益上的衝突的,他們認爲,一個人既管理資金又是這家基金的較大出資人,對於其他出資人來說是有潛在風險的。所以,管錢的管錢,投資的投資,一碗水端平纔是最安全的,對於投資人LP來講,頂多允許GP投資1%~2%,適當做一些約束。但是,中國的誠信體制和文化不同,別人會認爲如果你不出資而忽悠別人出錢,就會存在風險。因此,我認爲,我們這種既做GP又做LP的方式還是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再有,很多政府的引導基金要求它不能做第一大股東,於是我們責無旁貸地要承擔起第一大股東的角色。此外,隨着我們公司投資業務的不斷擴大,如果用自有資金投資的話,可供投資的資本也較爲有限,從某種程度上也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基於這些原因,中國風投從2010年開始嘗試發起設立基金擴大投資規模,經過幾年的實踐,效果還是很不錯的。因此,從今年起,我們將其作爲主要方式,
記者:你們已經將募集私募基金作爲未來基金融資的主要方式和投資創新企業的資金來源,現在資金募集的進展情況如何?
李愛民:2011年我們募集完成一支科技部投資節能環保產業的政策引導基金,並以此作爲我們既做GP,也做LP嘗試的開始。我們管理的這支節能環保基金的盤子是一億人民幣,大約投了10個項目,不到一年就投完了。
與此同時,2011年我們在國家發改委的支持下,在北京設立新材料基金,這個基金項目募集總額爲2.5億人民幣,國家發改委出5000萬,北京市發改委出5000萬,我們中國風投出6000萬,從社會上融資9000萬。今年初,這支新材料基金的設置已完成並開始投資。
2010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一個計劃,在三年的時間內共拿出30億人民幣做政府引導基金,吸引民間資本到上海落戶。今年是這項措施的最後一年,吸引了全國各地超過50家從事風險投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前來申請。經過層層篩選,最終17家入圍,有七家是非上海公司,其中就包括我們中國風投。我們申請的是一支節能環保基金,預計基金規模在兩億元人民幣,我們中國風投出6000萬,上海市政府出5000萬,剩下的資金由我們負責募集,目前,募集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記者:通常情況下,各地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在投資本地企業的比例上都有硬性指標,要麼就是必須全部投資本地企業,要麼就是絕大多數必須投資本地企業,你們在上海蔘與的這支政府引導基金是否也有類似的規定?
李愛民:很多地方設立的引導基金的確有這種要求,至少一半以上的資金要投資給本地企業。從爲納稅人服務的角度看,這樣的約束無可厚非,但是這樣對基金管理公司的束縛就比較大,畢竟一個地方未必能夠吸納很多的投資。相比之下,上海政府顯示出博大的心胸,沒有硬性指標規定,無論投哪裏的企業都可以,只要在投資項目當中,對上海企業的投資額最大,排在第一就可以。現在的上海已經完全具備國際化大都市的胸懷,心胸越開闊,人才就越容易來。如果一支私募股權基金運作成功了,它所產生的稅收,他的基金管理人才和團隊,對當地來說,就是一種軟的、無形的支持。
投資鎖定節能環保和新材料
記者:據我們瞭解,在貴公司過去十餘年的投資經歷中,所涉及的行業包括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多個領域,現在,你們的行業投資定位是否有調整?
李愛民:隨着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以及我們的研究分析,目前中國風投已將自己的行業投資重點鎖定在節能環保與新材料兩個領域。我們認爲,節能環保是中國要大力發展的行業,也是和國外有明顯差距的行業,從行業的局部看,未來可能會有產品過剩的問題,但是,從行業的宏觀發展來看,我認爲,永遠都不會過剩。做節能環保產業,不僅可以盈利,而且還能體現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舉兩得。中國風投自成立之日起就開始關注與節能環保相關的產業,並嚐到了甜頭,也蠻有心得。節能環保產業是一個沒有大起大落,穩步前行的產業,這與中國風投的企業文化、投資理念和穩健審慎的行事風格非常契合。
後來我們也開始關注新材料。嚴格地講,新材料不是具體的行業,但是很多環保技術都是通過新材料技術來實現的,這也是我們爲什麼關注新材料領域的原因。
記者:你們對節能環保和新材料企業的投資規模是怎樣的?
李愛民:我們大部分的投資項目屬於成長期,其中多數項目的產值在一億元人民幣以上,也有的產值在幾千萬元人民幣,我們的投資對企業營業額的要求原則上不低於3000萬。但是,我們也在考慮適當將投資階段前移。
能爲企業提供的不僅僅是資金
記者:貴公司投資項目企業,除資金外,還能爲企業帶來什麼附加值?
李愛民:從整個VC行業看,重投資、輕管理是個普遍問題。針對這一問題,2011年底,我們公司成立了一個投資後的管理部門,探索在投資完成後怎麼爲被投資企業提供一些增值服務,怎麼控制投資風險。
我們目前提供的增值服務有這樣幾種:一是幫助企業疏通政府關係。我們發現,大部分企業對政府資源不那麼瞭解,由於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市場上,也沒有精力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政府的文件大多隻是發到相應的政府部門,並僅在自己的網站公佈,無法主動地讓企業及時瞭解。儘管政府的部門向所有人敞開,也可以說是相對公平的,但政府的政策只有那些經常跑政府、對政府行爲方式比較瞭解的人才會掌握。我們的服務工作之一就是告訴那些被投資企業,政府的資源有哪些或者哪些項目適合他們,只要是我們瞭解到的消息就會主動向他們推薦,相當於向被投資企業傳達政府的信息,並幫助企業與政府溝通,以便企業獲得政府支持。二是幫助企業建立上下游產業鏈,由於我們主要專注幾個具體領域,很容易整合資源。可以幫下游企業開闢上游資源,也可以幫助上游企業打開下游市場。三是爲被投資企業的戰略管理和企業管理提供幫助,比如,我們幫助被投資企業推薦所需的管理人才,邀請有相關經驗的專家爲被投資企業做輔導介紹。我們還提供這樣的服務,就像爲了提高學生學習成績,學校的老師可能會讓高年級的學生給低年級的學生輔導,與此類似,我們也曾安排新的被投資企業到我們已經投資了幾年且發展較好的企業學習取經,由於地區比鄰、文化接近、類型相似,相對成熟企業的經驗對新企業有很大的啓發和借鑑意義。四是幫助被投資企業深刻了解資本市場和相關法律法規。
關於對小企業早期項目的投資
記者:你們不投早期項目是出於何種考慮呢?和其他VC的考慮是否一樣?
李愛民:以前投過,項目投資額在幾百萬元人民幣,但是有一些失敗了。我們感覺中國小企業在發展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在中國,VC對早期項目普遍比較慎重,我認爲其中有幾個客觀原因:
第一個客觀原因是,目前幾乎所有的VC都是通過發行基金的方式來募集的,而基金有存續期,多數是五年期,也有七年期,十年期的寥寥無幾。我剛纔提到的我們中國風投管理的幾支基金的存續期都是七年,這在中國已屬於比較長的。在存續期五年的情況下,基金必須在設立的最初兩年內完成投資,後三年基金的任務是幫助企業運作上市並實現撤出。而投資幾百萬的早期企業,在中國這種市場環境下,幾年內是很難長大的,往往還沒熬到上市,這支基金的存續期就到了,這怎麼能給基金出資人較大回報呢?私募基金的存續期是有限的,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從項目投資到撤出的全過程。不得已,基金管理人只能投資於相對成熟的項目。
第二個客觀原因是,中國基金管理人的經驗。中國國內的投資人曾經在企業摸爬滾打過的很少,相當一部分是券商、投行、MBA、政府官員出身,最大特點是沒有企業管理經驗,沒有與企業一道經歷過從微小到強大的過程,缺少像國外投資人一樣豐富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技能。國外做投資的人,比我們多的一個優勢就是曾經做過企業。總體來說,國外投資人實戰和實踐能力要比我們強很多,他們能爲小企業解決問題。而中國國內的投資人這方面的能力還有待提高。
第三個客觀原因是,眼下規模較大、且有上市慾望的企業比較多。打個比喻,假如我是賣木材的,到森林一看有那麼多大樹,那我一定會先去鋸大樹,等大樹被鋸得差不多了,我纔會開始照顧小樹苗。這是發展階段不同造成的,像美國,現在根本沒有未上市但又打算上市的大企業,所以,要想培養新的上市企業,就必然從扶持小企業做起。現在的中國市場,渴望上市、規模夠大的企業有不少,大家擠着排長隊上市。資本是趨利的,放着很容易掙到的錢不去掙,非要先去特辛苦地刨坑、種樹、澆水,這也不現實。
第四個客觀原因是,中國的市場環境不大理想,行政部門審批和准入條件等手續繁雜,不像美國市場環境相對完善,能夠在短時間內讓一個企業迅速成長起來。比如說,創業者選擇在此地創業是因爲此地的租金便宜,白手起家能承受,但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希望將企業搬到更適合快速發展、更容易打造品牌形象的彼地,但此地不答應了。因爲如果企業搬出去,稅收就跑了。沒有一個企業是沒有原罪的,政府找你麻煩讓你走不了是件很容易的事兒。坦率地說,我們的政府離服務型政府還有很大差距,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不可能造就一個小企業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壯大。
從今年開始,有些VC包括我們中國風投在內,已經開始考慮怎麼樣進行早期項目的投資,我想,以後肯定會有投資更早期項目的可能性,但需要經歷一個不斷總結經驗和磨合的過程。
記者:你認爲企業管理團隊的素質對外部投資有什麼影響呢?
李愛民: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企業團隊的素質對VC投資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有個美國投資人曾經講,VC投資關注的因素,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還是人。足以見創業者包括團隊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中國,這個問題的解決比國外要困難。第一,國外市場經濟早已深入人心,創業者駕馭市場的能力相對較強,團隊意識也比較好。第二,即使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創業者的能力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國外可以採取空降的方式,從外部招聘能人。但是在中國,情況就沒那麼簡單了,特別是後一個問題,空降幾乎不可能。一是由於文化的原因,創業者不願意放棄對自己創辦企業的控制,對空降管理人員非常牴觸和排斥。二是即使創業者願意接納外來者,中國國內也很難找到適合的。中國的市場經濟歷程畢竟才二三十年,優秀企業家的誕生需要一個培養的過程。都講百年樹人,僅二三十年的時間很難造就優秀的企業家羣體,現在遊離於資本之外的優秀企業家非常少,絕大部分還在經營着自己的企業。因此,不得已我們只能選擇那些發展模式和團隊協作初步成熟的企業。對一個企業來講,營業額從幾千萬到上億遠不像從幾百萬到幾千萬那麼有難度。企業的營業額做到幾千萬規模的時候,團隊中的核心領袖、左膀右臂之間已經磨合得差不多了,產品也基本上被市場和社會接受,我們投資幫扶的就是這樣有着幾千萬規模的企業。我認爲,從一個小企業長到一個大企業,其間難以逾越的鴻溝非常多。當小企業的技術和市場前景很好的時侯,如果企業長不大,很可能是團隊自身素質導致的。
記者:現在很少有VC投資企業的早期,從幾百萬到幾千萬,其實是創業企業的死亡谷,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是非常艱難的,特別是創新企業,你覺得誰應該擔當對這個階段企業扶持的責任?
李愛民:我認爲,這是政府應該想辦法解決的問題,越過這道鴻溝需要政府和民間緊密合作,發揮更大的創造力。我曾經是政府引導基金的早期推動者之一,當時設計這個政策主要是希望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於高科技產業,實踐證明引導基金在這方面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等待着政策制定者去解決。銷售額從幾百萬到兩三千萬的跨越是個挺難的坎兒,跨過這個坎,企業的發展就上了一個臺階,就可能受到投資人的青睞,有人把這個階段叫做“熟化”,就是把半生不熟的東西弄熟了。那麼,如何幫助小企業跨過這道坎?如何幫助其熟化?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創造力,需要政府和民間的配合。我覺得對於一些規模不大的城市,或者投資機會不多的地區,與其設立引導基金,不如考慮拿這些錢與民間資本分擔風險去解決小企業的熟化問題,幫助企業儘快跨過那道坎。
記者:依你多年研究風險投資和投資項目的經驗,能否給早期創新企業一些指點?
李愛民:我覺得除了在工作中不斷提高自身能力等問題以外,專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我們接觸過很多小企業,我感到銷售額在幾百萬的小企業很難同時做好幾件事,因此,企業當家人必須要對企業戰略有一個明確的選擇,要做到有先有後有主有次。因爲做每件事都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如果同時並進,很難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相當於十個指頭都張開了,鋼琴就彈不了了。我曾經接觸過一個企業,企業的老總擁有非常好的技術,其技術國際領先,產品很好,應用前景也很廣闊,但市場卻遲遲打不開。這家小企業的問題就是不專注,什麼都想做,在幾個應用領域同時進行嘗試,而不是專注一個產品,一個細分行業。作爲一個小企業,同時做很多件事,是有問題的。我建議,但凡技術應用非常廣泛,作爲小企業,也千萬不要全面出擊,如果到處出擊,會做得比較累,精力也顧不上,一旦有些服務沒跟上,反而會影響企業在客戶中的形象。
記者:有這麼一句話說,一流技術未必能成就大市場,成就大市場的很可能是二流技術或三流技術,原因爲何?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李愛民:我們接觸了很多小企業後,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搞市場的人和搞科研的人做企業完全兩回事兒。跑市場、做市場營銷的人辦企業,以掙錢、市場爲先,非常注重市場的選擇,他們對市場的選擇非常靈敏,不管產品是否完善,都先去做市場,市場人員配備齊全。在遼寧的一箇中型城市,我曾經接觸幾家小企業,一家企業不過160多人,但做市場的人卻佔到了三分之一。而同一城市一位科研人員創辦的企業,員工五十多人,但做市場的只有兩三人,這種配比明顯是有問題的。我覺得,擁有先進技術的科研人員創辦的企業未必最有發展,相反,做市場出身的人創辦的企業可能更有前途。我感覺,對早期企業來講,在技術已經成熟、產能足夠、技術儲備足夠的情況下,應該在市場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只有將市場做起來了,纔能有更好的發展。(採訪人物攝影劉玉)
李愛民:風險投資的研究者和實踐者
李愛民先生現任中國風險投資有限公司合夥人、高級副總裁,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董事長。
他曾擔任科技部科研條件與財務司處長,在科技部工作期間,先後參與科研院所撥款制度改革、科技發展規劃、科技貸款、創業投資政策研究與制定、科技經費預算管理和審計等工作。
李愛民先生早期曾參與創業投資政策的制定和宣傳。1996年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Duke大學進修創業投資和非營利機構管理。1997年回國後,成爲創業投資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成員。作爲主要執筆人之一,他先後參與起草了《關於建立創業投資機制的若干意見》、《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等法規政策。作爲政府引導基金和中關村(000931)股權轉讓代辦系統(即“三板”)的早期推動者,他對這兩項政策的出臺做出了貢獻。
李愛民先生作爲演講嘉賓經常出席不同的論壇、研討會和電視節目,宣傳政策、普及知識,成爲中國創業投資早期發展的主要宣講者之一。同時,他還應邀出席國際研討會和大型公司所屬投資機構年會,介紹中國創業投資發展。
作爲發起人,他幫助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國國內第一家同業組織——北京創業投資協會,其後以志願者身份爲協會提供多項服務。
李愛民先生牽頭組織了《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2002年)-(2005年)的撰寫,該報告的2002年版是第一部詳實介紹中國國內創業投資發展狀況的年鑑。
他曾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科技領事。在此期間,致力於促進中美高科技產業的交流與合作。對硅谷的創新機制進行了系統性研究,對硅谷小企業創業進行了案例分析,與一些硅谷地區的投資機構建立了聯繫。
他還受聘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外導師和中關村創業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