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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天價天橋持續熱議:先是決定今年斥資4.47億元興建21座新人行天橋及完善現有人行天橋設施,輿論一質疑,馬上腰斬計劃,只建10座,相應資金投入也急劇縮水成了8000萬,多座天橋建造價,比原來的預算砍了數百萬元,其中華南理工大學北門東莞莊路人行天橋最新造價概算爲400萬,較之前減少398.89萬。
更更改改,頭都被搞暈,最大的困惑是:有關部門的決策怎麼這麼隨意?這些決策都是怎麼制定出來的?我們一直認爲政府的決定都是嚴肅的,大紅印章,神聖莊嚴,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料如此兒戲!
我想市民的期盼是:在有需要的地方都要建天橋;每一座天橋都應該安全、便利、美觀、經濟——都不應該是天價天橋。結果現在倒好了,天價倒是不天價了,該建的卻也不建了——這算哪門子邏輯?難怪市民又不滿了!
市民的期盼不合理嗎?當然不是,這都是常識和常理啊。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市民的期盼合理與否,而是爲什麼市民的這些合理期盼老是落空?期盼老是落空,或者總是逆着你的願望,這真成了我們最大的中國生活經驗了。學界老在討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反智”。爲什麼就不能順順公衆的意願呢?是不是順了公衆的意願讓權力覺得很沒面子?這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文化問題。
市民的期盼要滿足,其實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由市民做主,舍此別無其他。改“爲民做主”爲“由民做主”,這是省委的號召,而我們的制度設計也提供了相應的體制機制保障,那就是人大。可惜至少到目前,在天價天橋這件事上,還沒有見到人大的身影,也沒有聽到人大的聲音。人大的缺位,是當今公共政策決策程序的最大問題;正是因爲人大的缺位,民意不顯,民意不彰,才導致種種類似天價天橋這種公共決策的隨意、粗陋。
公共決策的隨意、粗陋,折射出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組織水平低下,而一個社會的組織水平直接決定了社會的文明程度。廣州正在走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城市化當然不是樓越來越高、人越來越多,它歸根結底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會化,是一個不斷從原始本能驅動的自發的社會向精心組織的自爲的社會邁進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的組織化水平不斷提升的過程,也是社會的文明程度日益進步的過程。但從這次天價天橋事件來看,我們的社會組織化水平還停留在相當低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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