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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與上海的試點讓本被公衆寄予厚望的房產稅漸漸失去光環,在沒總結出這兩地試點的得失之前,別的城市不宜草率地開徵此稅。即使徵,也應該在徵求廣泛民意的基礎上有步驟、有計劃地執行。”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廖永濤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表示。
房產稅成效爭議
就在北京徵收房產稅這一消息被證明是僞命題的當天,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就公開對媒體表示,房產稅試點的意義在於探索合適的稅制和可行的徵稅機制。按目前試點城市的方案來看,房產稅收得越少,說明房產稅試點越成功,將來房產稅全面開徵難度很大。
“就目前而言,還不能判斷房產稅徵收越少就說明越成功。”上海易居房地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此表示,“首先,這兩個城市到底能徵多少稅,還不好判斷,因爲這兩個城市很多應該納稅的居民還沒有去納稅,現在看不出到底是多還是少。其次,目前徵稅少,並不代表着房產稅本身成功抑制了投資需求。”
而著名財經評論人士葉檀也旋即專門就此事發表評論,她認爲,“房產稅收得越少越成功”的邏輯顯然與政府開徵房產稅的目的背道而馳。開徵房產稅是爲了尋求替代“土地財政”的良方,而絕不僅是爲了抑制高價房。上海和重慶房產稅收得少,只能說明價格高的住房賣得少,也就是說高價房的需求低,這並不意味着“土地財政找到了良好的解決之策”。
如此看來,重慶與上海兩地房產稅的試點成效到底如何並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論調。那將來各城市房產稅開徵的成功與否是否有一個客觀的評判標準呢?
在復旦大學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杰的眼中,評價一項政策是否成功主要要看其執行後是否達到了當初政策設立的初衷。“依據政策初衷評價重慶與上海試點的話,應該說這兩個城市還是獲得了部分成功的。兩地房產稅的試點使其在形式上健全了地方稅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住房需求,但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調節作用’暫時還沒有得到落實。”
試點能帶來什麼啓示
即便目前無論從官方言論還是現有客觀條件來說,房產稅在全國的落地開花都面臨着不小的難度,但有一點卻毋庸置疑,那就是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房產稅必定會是政府調節樓市的重要舉措之一。
但如果單從繳納金額與控制房價收效上來看,重慶與上海兩地不到一年的房產稅試點成效顯然與公衆的預期還相差很遠。其被坊間質疑的除了稅率過低與徵收人羣過窄之外,也有不少來自徵收程序與徵收環節方面的不同聲音。
復旦大學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杰告訴中國商報記者,從兩地的試點來看,有關房產稅的信息還不夠公開化,未來應該更加公開透明。“比如政府應該對外公開現在有哪些人屬於囤房者,將他們予以曝光,公開打擊投資炒作的需求,這樣,政策的威懾力將會更大。”
“目的是讓民衆充分意識到房產稅對住宅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有好處。這樣,政府就有機會逐漸贏得更多的支持,爲房產稅的下一步順利展開也做好充分的鋪墊。”陳杰表示。
不少業界專家也指出,房產稅爭議更多的是出臺過程的“程序正義”。涉及面這麼大的政策調整,是否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是否經過充分的公共醞釀。此前兩地出臺的過程都過於突然、神祕,完全是採取自上而下的模式。缺失公共政策的公衆參與平臺。如果將來有機會經過人大政協的充分討論,效果會好得多。這個遺憾希望在將來的政策調整中能夠得到彌補。
上述住建部專家對“房產稅全面開徵難度很大”的表態似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房產稅短時間內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並不大。但這樣一個目前備受爭議的稅種卻並不缺乏來自專家層面的判斷。
上海易居房地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告訴中國商報記者,房產稅的全面開徵註定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需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問題,首先看這個城市是否具備徵收的技術條件。其次,其徵收應該跟當地樓市的變化緊密相關。如果樓市處於低迷期,地方政府就缺少徵收房產稅的主動性。如果房價處於上漲期,推出房產稅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在具體的時間點上,他則認爲,“十二五”期間很難出現大規模全面性開徵。“若要改革,涉及的面比較大而且複雜,不僅是重慶、上海兩個試點城市需要積累經驗,接下去還有第二、三批城市需要積累經驗,探索合適的機制體制,不宜盲目過快地開徵。第二,房產稅事關稅制改革,並不是完全針對調控房價的短期措施。年內,房產稅進行第二批試點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爲各地樓市都有降溫跡象,部分城市還比較低迷,因此,第二批城市不會這麼快。”(記者 海 燕)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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